回归马尔登时代：帮派问题的新解？
新西兰政府提出的帮派法案即将进入最后审议阶段，然而，几十年来一直与帮派打交道的专家们却对此表示担忧，呼吁回归前总理罗伯特·马尔登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他们认为，政府的新法案建立在“道德恐慌”的基础上，不仅无法解决帮派问题的根源，反而可能加剧社会矛盾。
这些专家来自Hard 2 Reach Consulting，联席董事Harry Tam曾是“杂种暴徒”帮派的终身荣誉成员，对帮派内部运作了如指掌；而另一位联席董事Angie Wilkinson则是公共卫生研究员，长期致力于通过健康和教育项目帮助帮派成员重返社会。他们二人可谓是新西兰帮派问题的“老司机”，对于政府的新法案，他们选择在奥克兰理工大学《犯罪学和司法非殖民化》期刊上发表了一篇重磅研究论文，并向议会提交了意见书，从专业角度对新法案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批判。
新法案“四马拉车”能拉回到正确轨道吗？
政府的新法案试图通过“四马拉车”来解决帮派问题：禁止在公共场所展示帮派徽章；允许警方对已知帮派成员发出驱散通知，并禁止他们在公共场所集会 7 天；当有人犯下严重罪行时，发出三年不得交往令；将帮派成员身份作为量刑时的加重因素。然而，专家们指出，这些措施更像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
首先，禁止展示帮派徽章可能会引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帮派成员可能会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反而增加警方执法的难度。其次，驱散通知和交往令虽然可以在短期内限制帮派成员的活动，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行为模式，反而可能加剧他们的反社会情绪。最后，将帮派成员身份作为量刑加重因素，可能会导致司法不公，进一步加深社会对帮派成员的歧视和排斥。
媒体“煽风点火”，政府“火上浇油”？
除了批评新法案的具体措施外，Tam和Wilkinson还把矛头指向了媒体。他们认为，媒体对帮派活动的渲染报道是造成社会恐慌的重要原因，而政府的新法案恰恰是在这种恐慌情绪下做出的“应激反应”。他们以20世纪50年代新西兰发生的“青少年犯罪歇斯底里”为例，指出媒体的过度报道和政府的压制政策最终导致了大量年轻人被送进青年机构，遭受了各种虐待，反而加剧了社会问题。
他们建议政府取消新法案中允许新闻媒体公开展示帮派标志的豁免条款，并呼吁媒体承担起社会责任，避免对帮派活动进行“标题党”式的报道。他们还建议政府学习前总理马尔登的做法，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对帮派成员进行严厉打击，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他们重返社会，例如制定工作计划、鼓励体育比赛等。
澳大利亚“翻车现场”历历在目，新西兰还要重蹈覆辙？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Tam和Wilkinson还搬来了澳大利亚的“前车之鉴”。澳大利亚非法摩托车帮派专家马克·劳赫斯指出，澳大利亚也曾采取过类似的压制手段来应对帮派问题，但效果并不理想。这些措施不仅侵犯了人权，还可能将犯罪活动推向了地下，反而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
面对专家和学者的质疑，新西兰政府和警方似乎并没有认真听取。警方虽然也意识到了新法案可能带来的挑战，例如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培训、更新设备、收集数据等，但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政治任务，而不是如何真正解决帮派问题。
新西兰政府的新帮派法案就像一辆“四马拉车”，虽然看起来气势汹汹，但却缺乏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如果不及时调整方向，这辆“马车”很可能会驶向错误的方向，甚至“翻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