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米尼恩路：奥克兰的“中国城”，在争议中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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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兰的“中国城”，在争议中崛起

想象一下，多米尼恩路(Dominion Road)上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来回穿梭。这就是Mahmmad Bhikoo在1982年开设好莱坞乳品店(Hollywood Dairy)时，对这条路的最初印象。“那时候，超市下午五六点就关门了。这里有两家中餐馆，三家印度商店，”他在乳品店库房里向我回忆道，并列出了当时所有其他的店铺。

“我刚来的时候，没人知道饺子和面条是什么。他们唯一知道的中餐就是炒杂碎、炒面和炒饭。渐渐地，人们开始搬进来，开餐馆、外卖店，这改变了整个巴尔莫勒尔(Balmoral)的面貌。”

如今，多米尼恩路已经成为一个以正宗、地域特色鲜明的中餐而闻名的地方。无论您是想品尝麻辣鲜香的川菜、甜鲜适口的上海菜，还是追求新鲜均衡的粤菜，这里都能满足您的味蕾。听着Bhikoo讲述“以前没人吃大蒜”的故事，我不禁好奇，多米尼恩路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如此自豪的民族街区，如今它热情地拥抱自己的鲜艳色彩、浓郁香味和喧闹声音。

在采访店主和查阅新闻档案的几周时间里，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涉及到该地区租金的承受能力、移民政策的变化、少数民族商业网络的形成、中国大陆年轻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向上流动的新趋势，以及一定程度的种族歧视。欢迎来到多米尼恩路。

移民浪潮下的“美食天堂”

让我们先从移民说起，因为这是多米尼恩路成为中餐聚集地的最根本原因。1987年《移民法》颁布后，新西兰的种族构成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今，新西兰的大多数华人要么是1987年后移民过来的，要么是他们的后代。该法案的出台是由于新西兰政府改变了根据国籍和种族选择移民的做法；换句话说，它终结了非官方的“白人新西兰”政策。

该法案通过后，如果人们能够提供新西兰所需的技能，或者是为了与已经在那里居住的家庭成员团聚，或者需要离开有害的环境，就可以被考虑移民。1987年以后抵达的移民中，超过一半是根据技术类别被选中的。新的技术移民制度导致了大量华人移民的涌入，特别是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移民。也正是在那时，第一批南方中餐馆在多米尼恩路开张了。

Raymond Tang的餐馆就是其中之一。1989年，他和妻子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搬到了新西兰。Tang曾在香港施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在多米尼恩路开餐馆之前没有任何餐饮服务经验。

他说，他的家人选择搬到新西兰有三个原因：首先，他说，当时新西兰“歧视现象较少”；其次，“即使没有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你也能看到自己努力的成果”。最后，他补充说，“没有必要向官员或黑社会行贿。”我仍然不太明白他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他是在海外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的——但我猜他指的是当时香港发生的某种形式的金融腐败。

Tang说，从香港的白领工作到奥克兰的自雇职业，职业的转变是必要的，因为当时很难进入当地劳动力市场：“新西兰对移民的保护相当严密。”Tang并非个例：2015年，一份关于多米尼恩路企业的市议会报告发现，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移民由于难以找到工作，往往会选择创业，原因包括语言障碍、学历无法得到认可、剥削以及当时的市场局限性。

Tang说，新移民应该寻找新的工作环境，对他来说，机会来自Warkworth一家濒临倒闭的鸭场。Tang说，这家农场“几乎到了破产的边缘”，于是他开始购买他们多余的鸭子进行烤制和销售，由此诞生了销售港式烧腊的“爱鸭餐厅”(Love A Duck)。

Tang一家住在Mount Roskill，1981年在多米尼恩路571号开设了“爱鸭餐厅”。从那以后，他们的多米尼恩路店搬了两次家，并在Northcote购物中心和市中心的Beach Road开设了分店。Tang说，当时“巴尔莫勒尔没有多少餐饮企业，可能只有一两家炸鱼薯条店和一家披萨店”。“直到2000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北方人移民到新西兰，餐饮企业才在这个地区兴旺起来。”

在逆境中求生存，华人抱团取暖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亚洲移民的涌入重新引发了对亚洲人的恐惧和不容忍。尽管新西兰的华人数量增加了数万人，但在1996年，他们只占该国人口的2.3%。Pat Booth和Yvonne Martin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亚洲入侵》(Asian Inv-asian)中表达了一种反亚情绪，温斯顿·彼得斯(Winston Peters)1996年在Howick发表的反移民演讲也呼应了这种情绪。评论员Vincent Heeringa在《Metro》杂志上写道，这篇演讲重复了一些陈词滥调，比如亚洲移民“都是罪犯……他们对我们的孩子构成威胁……他们在抢走我们的工作……他们来自贫穷国家，但他们比我们富有……他们在占我们的便宜”。

对亚洲移民的敌意导致1991年、1995年和2002年对《移民法》进行了修改。1991年的修正案转向通过技术类别的积分制度，优先考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积分是根据学历、年龄、工作经验和安家资金等因素计算的。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居留签证的及格分数是25分。因此，如果你拥有科学或工程学位，并且年龄在25-29岁之间，你就能达到及格分数。

“于是技术移民就来了，”研究员兼社会学家Tze Ming Mok说。“但后来人们又说，‘哦，不是这样的。你是说1万名中国大陆人非常努力地学习英语，并且获得了高等学位？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英语流利的高技能移民。’”及格分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但这并没有阻止那些渴望了解国外生活是什么样的热情的年轻毕业生。别忘了，我们说的是天安门一代。唯一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来到这里后找不到工作。

Mok补充说，新西兰优先党(NZ First)在1996年联合政府中的新声音，引发了新西兰欧裔和毛利人在大选期间对亚洲人的怨恨，而对移民政策的调整，比如提高英语语言要求，是为了试图减少亚洲移民，特别是华人移民的数量。

然而，就在新西兰人试图限制亚洲移民数量的同时，中国的国情却使得旅行和移民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处于封闭状态，但在90年代初，出国旅行成为可能。中国人的经济能力也越来越强。“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中国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中产阶级也在崛起，”Mok说。那些想看看外面世界是什么样的人现在可以做到了，英语教育“绝对是蓬勃发展，”她说。

豆腐店引发的“美食效应”

在多米尼恩路附近长大的菜农之子Ron Hoy Fong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1989年，他开办了第一家“豆腐店”(Tofu Shop)，这是一家亚洲杂货店，最初是一家豆腐工厂。他说，当时多米尼恩路的零售店“主要是水果店”，“还有三四家中餐馆，主要集中在Valley Road”。Hoy Fong最初是在家里经营豆腐生意的。随着家庭作坊规模的扩大，邻居们开始向市议会卫生部门投诉，Hoy Fong需要把它搬出家门。

多米尼恩路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Hoy Fong曾在那里上学，他的父母在那里拥有该地区最后一家水果店。他甚至在他现在经营的GoGo音乐咖啡馆(GoGo Music Cafe)的地方举办了婚礼。

Hoy Fong暗示，也许是“豆腐店”让多米尼恩路声名鹊起。在1993年的一期《North and South》杂志上得到宣传，并在一年后的一部名为《新西兰制造》(Made in NZ)的电视纪录片系列中亮相后，多米尼恩路103号的这家店外排起了长队。Hoy Fong说：“马来西亚人尤其是在90年代初来到这里，对我来说幸运的是，豆腐是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当时，新西兰大约有45435名华人。“人们从奥克兰各地赶来[豆腐店]，因为他们在其他地方买不到新鲜豆腐。然后我开始添加一些与豆腐有关的东西，比如酱油、鸡蛋和亚洲杂货。”到1996年Hoy Fong把店搬到几扇门之外时，新西兰大约有85836名华人。到2001年，这一数字将增至104760人，自然，人们对中餐的需求也在增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到来，他们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开餐馆、咖啡馆和外卖店，”Hoy Fong说。随着多米尼恩路的店铺易主，新移民会取代他们的位置，这对“豆腐店”的生意来说是个好兆头，该店每天生产的豆腐在250公斤到1.5吨之间。

便宜的租金，加上靠近市中心、高速公路和其他零售场所，使得多米尼恩路成为中国移民开店的理想之地。Hoy Fong说，Mt Eden经历了一代人的更替，该地区的原住户搬走了或去世了，因此有更多的出租房屋。这对需要去城市里上英语语言学校的国际学生来说尤其方便：Hoy Fong说，巴尔莫勒尔发展成为一个餐饮区，主要得益于学生的支持。

“北方风味”的崛起

Johnny Huang的“风味楼”(Flavour House)是巴尔莫勒尔历史最悠久的餐厅之一，至少据他所说，是第一家提供中国北方风味的餐厅。他是在2002年开店的，同年，他从日本搬到新西兰，继续从事餐饮业。

Huang是从中国以留学生的身份移居日本的，并在餐饮行业工作了大约7年。他已经准备好开拓新的天地了。“我读了一本杂志，上面说新西兰有多好多好。”(Huang用普通话跟我说话，我用英语翻译了他的话)。为了寻求更多机会，他搬到了这里，在奥克兰的一个中国朋友的帮助下，Huang在多米尼恩路找到了一家店面。

和Hoy Fong一样，Huang也被这里相对便宜的租金和便利的交通所吸引。“在城里工作的人可以[在多米尼恩路]吃午饭，然后按时回去，”他说。“开业之初不像现在这样……很冷清。到了晚上九、十点钟，就没有人了。”他补充说，“主要的顾客是国际学生。”

经营了五年之后，Huang的餐馆越来越多的出现非中国顾客，以及从远处慕名而来的人，这对他来说变得越来越正常。他以前的邻居——卖皮塔饼、披萨和意大利面的餐馆——都被中餐馆取代了。

“民族飞地经济”的双刃剑

选择餐饮业作为失业替代品的中国移民群体，在多米尼恩路形成了一个商业网络。Mok说，这是一个“民族飞地经济”的例子，当一个特定的少数群体移民，并且无法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时，就会发展出这种经济。“如果他们有资金，他们就会创办自己的企业，并试图围绕为移民社区本身提供服务来发展经济。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利用创业精神和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源来生存，他们知道这些资源有市场。”

那么，白人喜欢的文化资源是什么？中餐。“这一直是海外华人历史上的模式，”Mok补充道。“他们往往资历过高。这些都是通过积分制度来到这里的高技能移民，他们拥有高等学位。博士学位在当时很常见。”

然而，民族飞地经济也需要付出代价。“你的收入会低于你在主流经济中工作，”Mok说，而且其他形式的剥削风险也更高。

对华人商业网络的研究发现，关系嵌入在发展移民企业中起着关键作用，这对那些需要一站式购买具有文化特色的食品、商品和服务的人来说非常有利。买新鲜豆腐的差事，很可能会变成去亚洲杂货店购物，然后变成在中餐馆吃午饭，最后从纪念品店买些羊毛脂面霜寄给海外的亲朋好友。

从粤菜到北方菜，口味变迁见证时代变迁

对出生于奥克兰的Alistair Kwun来说，“爱鸭餐厅”是当地一家提供令人欣慰的南方中餐的地方。80年代，他和住在Greenlane的广东家人经常在周末去多米尼恩路。后来，在他上大学的时候，他会去那里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在Capitol看电影，然后在回家的路上从Taiping给父母买杂货。

从80年代到21世纪初，Kwun亲眼目睹了多米尼恩路的美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初，它们是粤菜风味，因为90年代的移民很多都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Kwun记得90年代出现的一种台湾主食是珍珠奶茶；这是他小时候和父母去香港时熟悉的食物。“它突然出现了，我的欧洲朋友们对这种木薯粉做的东西感到震惊。”

从1998年开始，由于中国学生的兴趣，新西兰教育机构的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大幅增加。大约在这个时候，Kwun注意到多米尼恩路上出现了北方风味的中餐，比如Johnny Huang的“风味楼”。

随着中餐越来越受欢迎，Huang注意到中国人开始认为他的餐馆不正宗，因为光顾的非中国顾客越来越多。“但事实并非如此，”他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一直保持着北方菜的风味和主食。即使是那些卖得不好的菜，我也会保留。”Huang发现，当他听说新西兰欧裔想吃他家乡的食物，比如腌菜、土豆丝和豆腐皮时，他感到惊讶(和高兴)。

“中国城”的身份之争

总的来说，多米尼恩路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人的吸引力，自1991年以来一直在那里提供中医服务的“杜氏诊所”(Do’s Clinic)就证明了这一点。在诊所里，人们用粤语和普通话互相问候，询问彼此的家人。Alex Butt曾在2010年在多米尼恩路开过一家港式甜品店，他来这里取药。

Butt已经告别了餐饮业，但他说他会回来的。“可能不会在多米尼恩路了，因为那里的竞争太激烈了，而且……目前的租金真的很高。”他说，忠诚度和差异化是企业在多米尼恩路保持稳定的原因。他望着窗外，指着一家茶店说。“这样的店太多了，竞争太激烈了。”“杜氏诊所”是巴尔莫勒尔唯一一家中医诊所，Butt已经去看杜医生30年了。

多米尼恩路的民族特色得到了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认可。到2015年，多米尼恩路61%的企业为华人所有，60%的交易是食品交易。它白天是一个当地的服务中心，晚上则是一个提供正宗中餐的美食区。

多米尼恩路的华人企业联络员Crystal Pan负责联系这条街上的华人企业，并组织元宵节和中秋节等当地文化节。她还在奥克兰的另一个华人聚居区Northcote社区中心做着同样的工作。Northcote在2月份举办了为期半天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而多米尼恩路则在9月份举办了为期三天的热闹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她将多米尼恩路的文化规模归功于当地董事会的支持。

Pan告诉我，目前正在申请建造一座“中国城”牌坊的许可证。“人们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建在那里，我们应该把它建成一个特殊的区域。”只要“那是他们觉得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他们在那里感到安全和宾至如归”，她就不反对。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了。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 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途之家：多米尼恩路民族街区》(Half Way House: The Dominion Rd Ethnic Precinct)建议，可以打造一个“主题或品牌街区，可以将其命名为‘中国城’，或者更可能是一个更低调的名字，比如装饰或标识，以反映多米尼恩路部分路段的亚洲/中国特色”。

然而，2015年市议会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国消费者“几乎一致反对将零售区打造成‘中国城’的想法，他们认为这种品牌塑造会造成问题，让人觉得中国人与众不同”。2017年，儿科医生兼剧作家Renee Liang根据自己对新西兰欧裔社会学家建议建造中国牌坊的愤怒，创作了一部关于多米尼恩路的音乐剧。

Liang在2017年接受新西兰电台(RNZ)采访时表示，“为了商业利益而创建一个具有所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城’有点粗鲁……多样性不是一个可以到处炫耀的标签，而是一个不断成长、充满活力的东西，你需要倾听它，而不是宣传它。”

她现在的观点是，如果企业希望树立文化标识，那就另当别论了。她说，以前是“白人试图把他们的身份认同强加给我们，而华人社区仍在试图理解自己的身份，他们有一种模范少数族裔的心态，倾向于顺从他人”。“当时没有我们自己人进行的那么多评论、学术研究、文化活动等等。”

Liang补充说，关于“中国城”的讨论需要让华人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参与进来。“中国大陆移民越来越多地试图主导关于新西兰华人身份和历史的讨论，而这场讨论最初始于20世纪初。”

多米尼恩路的未来：独立、多元、包容

最近，Kwun在这条养育他长大的街道上买了一套公寓。“我的生活几乎都围绕着多米尼恩路的家务事，”他说。多米尼恩路仍然是他看电影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地方。“这里有一种强烈的独立性。这里有很多商店和餐馆是其他地方没有的，”Kwun说。“对我来说，它的魅力在于商店不断变化的性质。”

Bhikoo在他的巴尔莫勒尔街角乳品店里，目睹了这一切。“我认为，亚洲人来到这里，让这里变得更好了。”Bhikoo告诉我，他的祖父1908年从南非移民到新西兰，以及他的家人在Pukekohe和Port Waikato种植蔬菜的历史。“这里也曾有过种族隔离，”他说。对他的祖先来说，“没有奢侈可言。”

他告诉我，在经营乳品店之前，他是一名公共汽车和出租车司机，他换了工作，以便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在店里帮忙的时候，他的孩子们学会了如何成为优秀的沟通者和勤奋工作的人，Bhikoo认为这正是他们现在成为企业主的基础。

“我1950年来的，当时7岁，”Bhikoo说。“我先于我妈妈来到这里。我和我姑姑一起来的，因为我认为他们认为这里只是一个临时住所。”如今，Bhikoo的乳品店可能是多米尼恩路上历史最悠久的店铺了。

_本文是在亚洲新西兰基金会(Asia New Zealand Foundation)的支持下完成的。_